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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学生家庭的教育之困:扼杀一个小诗人

  中学教育就像一个由分数、小升初、培训班、奥数、竞赛等交织而成的庞大的机器,吞噬着少女诗人朱夏妮一家简单的梦想和平静的生活。

  朱夏妮写下诗句 “天上有老师吗/有我就不去了”。一名广州中学校长翻阅后,感想是:“天上有学生吗/有我就不去了”。

  现在,未满14岁的朱夏妮还在读初三,却已经开始写小说。在一部叫《初三七班》的作品里,她以一则虚构的新闻开头:《我市初三女学生杀死其班主任》。

  这个暗喻不全是一个叛逆期少女的狂想。在她位于广州满是教辅和试卷的房间墙上,恣意的涂鸦取代了励志语录—“去死,都去死。”

  妈妈胡杨被吓到了。她是天主教徒,当过教育杂志的编辑许多年,对于如何培育孩子,她自认有坚实的价值观:让生命自然生长。还在新疆的时候,她常对夏妮说:“哪怕你将来上不了学,只要身体健康,能开心地活着就行啦。”

  童年的朱夏妮近乎半野生地长大。平时,她每天保证9个小时睡眠,做不完作业就撒手不做了。假期,她在大山上数云朵,夜了栖息湖边,那里有一只小黑羊,胡子毛茸茸的有点扎。10岁的时候,自然迸发诗意之美,她写下第一行诗句。

  7年前,朱夏妮离开了云朵和黑羊,随父母来到内地。随着她小学毕业升入初中,这个家庭很快就跌入了一个黑洞。这是一个由分数、小升初、培训班、奥数、竞赛等交织而成的庞大的机器,吞噬着三口之家简单的梦想和平静的生活。

  在广州繁华的五羊新城,朱夏妮一家是典型的工薪家庭。一直以前,爸爸主张“中庸”和“无为”,任孩子自由发展,不补课,不加码。妈妈胡杨辞职在家,专心陪读,她没少模仿孩子的笔迹歪歪扭扭地帮孩子写作业。

  朱夏妮在自由的空气里成长,小麦色皮肤散发着阳光的气息,她爱扎马尾,穿宽松舒适的棉质衣物。她愿意待在家里巨大的书柜前,写着稚嫩又天马行空的诗句。

  朱夏妮文理科发展不平衡。朱夏妮有自己的想法:“初一先混上一年,初二想想,初三再努力吧。”但母亲胡杨在招生开放日去了学校一趟,就发现不能再这么“放养”了。“那人,黑压压的。”

  那一刻起,胡杨的焦虑和更年期一起到达。她被冲进大潮里。最终,她凭着女儿排球特长外加两万块“自愿赞助”,把女儿送进广州市越秀区一所列居第二梯队的中学。

  诗人朱夏妮就这样去报到了。她一进校门就发现气氛不对了,一块液晶大屏幕高高竖着,终日红字滚动放送着本校的捷报。一幅满墙的海报,密密麻麻的学生大头照,三成的优秀学生干部,七成的尖子生。

  等级—这是朱夏妮在初中感受到的第一件事。成绩好的牛娃们荟萃在一班二班,“他们是另外一个楼,离小卖部很近,离厕所很近,做操也很方便,木地板,有防盗门。”她被分到第七班,普通班。

  由于爱美剧和英文歌,朱夏妮自愿竞选为英语课代表。每天的工作就是追着同学要作业。一次还差点追到了男厕所。老师批评她收不来作业,同学们则骂她是“老师的狗”。

  开学一个月,她将心情写成了诗。“我无与快乐同在时/没人为我伤心”。做数学时则是:“天被锁在带着纱的窗外/那片可怜的融化了云的/渗了奶油的蓝色”。2012年3月7日,她被罚抄,哭着写:“我必须小声地哭/不让你听见/如果我的小黑羊在我身边的话/我可以抱着它”。

  老师们眼中,朱夏妮不属于一个符合传统教育的孩子。老师认为她“基本不做作业,不动脑”。老师希望每一个孩子:要乖,要努力,要考高分,要升学率。

  在当今幼儿园和小学,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孩子享有更多娱乐的时间,而非一味的语数英加培训班独吞天下。教育部亦在大力推广义务教育:取消“小升初”考试,完全就近入学。但这种理想的进化方向与现实发生了碰撞—小升初和初中升高中脱了轨。升学率,这个在台面上消失了的字眼,仍无时无刻不在隐隐作祟。

  胡杨再也不敢奢谈什么“自由生长”了,这个母亲变得片刻不得安宁。现在看来,女儿要顺利考上高中有点困难。她考虑过让女儿出国留学,但又犹豫,毕竟女儿还太小。

  朱夏妮个子高,练长跑,体育老师想让她进排球队。母亲先是不答应,但听到一句话时,她动了心:XX中学特招排球特长生。

  胡杨还让女儿学小提琴,一学七个年头。据说小提琴可以锻炼孩子的数学思维能力,这是朱家的弱项。于是常常夏妮练小提琴,妈妈在旁边瞪大眼睛守着,乐谱上全是孩子干了的眼泪。

  在朱夏妮11岁的记忆里,哭,是她一直以来维持自身情绪平衡的减压方式。有一次,她一边哭一边写,写着写着就跑神了,分行诗又冒了出来。

  屡次实践后,朱夏妮得出结论:写诗比哭还管用。这年,她相当“高产”,写了一百多首诗。

  对于女儿的写诗,胡杨摇摆不定。有时她举着夏妮诗簿,恍惚回到了年轻时听风写雨的那个自己,“写得多好啊”。

  更多时候现实又猛地扯她回来。想到“体裁不限,诗歌除外”的高考作文。她不耐烦地扯过本子,提高嗓门放连珠炮:“写诗、写诗,写诗能进重点高中?”

  初二了,物理课、题海战术更是滚滚而来。几乎每天,胡杨都能接到老师从“校讯通”发来的短信,各科的信息。

  “请提醒孩子复习今天化学课上学习的九个原子团!”“如果孩子自觉性不足,请抽空检查!”

  胡杨印象最深的是政治老师的短信,像点犯人似的,把没交作业的、交了没更正的、马虎交差的不到位的挨个点名。还有小测验、评比的成绩,总在每个看电视、煮饭、翻书的时刻,粗暴地闯进胡杨的生活。

  朱夏妮觉得妈妈越来越可怕了。听歌时,看电视时,上厕所时,玩手机时,妈妈的目光像一条绳子,牢牢拴在她的身上。为了督促学习,胡杨还搬到女儿的屋子里,上下铺睡觉。有时妈妈明明已经睡着了,突然腾地坐起来,站到夏妮的床头开始翻翻翻。看夏妮没有玩手机,便倒头,安然睡去。

  那些日子里,胡杨每天进进出出都在叨叨。眼睛里布满假想敌,火药味越来越重。她觉得女儿是在一辆战车上,可眼看着,女儿就要被战车抛下去了。

  一次,胡杨向女儿发起了猛攻:“夏妮,我今天去菜市场了,你要考不上高中,妈妈就去给你租一个摊子卖菜。我都打听好了,那摊子多少钱一个!两万块一个!你就努力这几个月了!”

  感觉到羞辱的朱夏妮冲进卧室,扣上了门—她已关过太多次门,除了厕所,家里的锁已经被父母撞坏了。

  半天没有动静。爸爸推门进去,他头皮一阵发麻—22楼,阳台的窗户大开着。屋里没有人,只看见朱夏妮的拖鞋在窗台下面摆着。

  父亲第一次这么大声直呼胡杨的全名,然后冲出了门。胡杨也懵了。“心扑通一下就像掉进了洞里了。”她到处找,最后在衣柜里发现朱夏妮。

  常常是这样:日常学习—表现平平—母亲着急,学校加压—女儿发脾气、写诗、闹自杀—父母减压—日常学习。周而复始,无始无终。

  年级渐长,朱夏妮越熬越晚,有时到十一点半还在埋头写作业。日常时候,朱夏妮继续写诗。2012年7月,《诗刊》杂志以头题发表了她13首关于学校的诗歌。

  诗人王小妮配发了评论,她说:“中国教育所特有的、早被习以为常的紧张的教学关系,正被这风声鹤唳中的一个孩子敏感地体会着。”

  学校在朱夏妮的笔下有冰冷的窒息感。“每个人都在过滤声音/这里的声音沉重/风背不动它/声音不会飞/比气泡更容易消失/围墙足以拦住它的去路”。

  教室像是一个装了360度监控摄像头的黑匣子,总有人在告状。“鼻孔发出的警告/制止嘴巴/提高警惕/直至/叹息代替脚步和声音”—这首诗题目叫《班主任》。

  作业本上,“我翻开本子/看见两个字从天而降/把我压住/本子上两个重做。”

  朱夏妮几乎没有见过校长,只在集体开会时的扩音喇叭里听到校长的声音,隔着厚厚的人墙。在朱夏妮感觉里,“有的老师从来不笑,每个学期笑一次,就是在家长会上”。

  朱夏妮害怕家长座谈会。家长会上,都会选出两个模范,讲述自己挥洒学习的故事。有一次,一个模范说,自己每天晚上八点半就写完作业了,之后和他爸下楼打羽毛球,再回家读课外书。还有个女孩说,每天上课会带着录音笔,上课录下来,回家再听一遍,巩固学习。

  胡杨再看看自家的孩子,想想“非人”的生活,每次回来都一脸愠气。“为什么别人的孩子有时间运动,读课外书,你连作业都做不完呢?”

  后来她听说,模范们念的是一份朗读报告。写好了,交给老师检查、修改,再拿回家背下来的。

  又一次家长会后,朱夏妮写道,“我透过防护网/看到/老师面对着家长/笑着讲话/当她下台时/她一边走一边用手/按摩她那已经僵硬/的脸颊”。

  因为被罚得太多,朱夏妮练了一手好“检讨”。后来2013年底妈妈给她说了个事,成都一孩子被老师要求写检查,1000字,孩子写不出来,跳楼了。

  “让我写两千字,我也能写出来!”朱夏妮雀跃地说,“我就像写小说一样,今天,上课的时候一只蚊子飞了进来,春风很温暖。

  有一次,一连三个星期,朱夏妮被罚扫地,每天吃不好饭,睡觉也很晚。于是这三个星期里,一家人被闹得鸡犬不宁。胡杨为了她多睡会儿,没有提前叫醒女儿。结果回学校,又挨老师罚。

  老师训斥了朱夏妮并打算罚她第四个星期的时候,胡杨直接打电话给班主任老师了。

  班主任老师三十多岁,在她心目中,朱夏妮的父母是极个别的家长,太具备批判性。当接到胡杨责备她缺乏职业素养的电话时,她显然不太上心:“这不是多此一举么?”

  朱夏妮的父亲被这句话激怒了,就给校长写长信。校长赶紧找班主任谈话,作为一个亦官亦师的角色,校长需要处理好与维权家长的关系。

  纵使与学生隔阂深重,但老师们也认为自己是夹缝里的受害者。“我们也想搞综合实践活动,但一旦影响了分数,家长又来投诉了。”广州天河区一位小学老师说,“有些家长跟领导关系很好,随便一句孩子被虫子咬了,我们就会被校长批得很惨,甚至一票否决,连饭碗都丢了。”

  “以前我也曾带着孩子满山跑,看植物,连灵芝和银耳都找到了,你现在敢吗?”他接着说,“现在就是养鸡式的教育,整个社会压力让学校也变态了。”

  2013年9月,朱夏妮写下诗句—“天上有老师吗/有我就不去了”。一名广州中学校长翻阅后,感想是:“天上有学生吗/有我就不去了”。

  老师和学校推左门,家长和孩子推右门。学校与家庭,在粘连又渐行渐远的此系统和彼系统之间,孩子成为受力点。

  朱夏妮的对门邻居是一名中学副校长。他记得广东曾经进行过一个短暂时期的教育实验,每堂课教师只讲授15分钟,其余是讨论,作业在学校完成,效果良好,但很快被叫停了。

  陈辉(化名)是一位媒体人,年轻时也曾激烈批判过中国教育,但当他有了孩子之后,情况就改变了。“我认为我是很开明的一个人,但我给我小孩报了三个班,还有两个奥数班。”他说,“按道理说我应该完全撒手,但我反而要我小孩这样做。”

  在陈辉看来,小孩的教育是一面镜子,照出了中国家长的“密集恐惧症”。“整个族群密度太大,生存空间太小,大人很焦虑,把这种压力都放在孩子身上,要提早开发,尽量开发。”他说,“美国、加拿大有自己的退路,有山林,有矿产,但中国人没有退路。”

  初三降临。学校一次又一次开会,一次一次把家长们召集起来。朱家吵吵嚷嚷,战事频发。

  这一年,朱夏妮认识了两个在中国念小学的美国小朋友,甘蔚明和甘霖,却活在与她完全不同的世界里。她们的父亲不在意她们位列班级倒数,不在意作业是否完成,不在意对或错。他希望她们从新的文化里汲取知识,每天都有所得,这便足够。

  这位父亲说:“她们是我最亲爱的女儿。如果她们将来做医生,那她们是我的医生女儿。如果她们将来去卖冰淇淋,那她们是我卖冰淇淋的女儿。她们开心就好。”

  有关女儿的期待,胡杨和这位美国父亲的目标一致,但对于实现的路径,却葆有完全相反的价值观。因为在中国,做医生和卖冰淇淋很可能导致的收入、社会地位悬殊,还能保障孩子的幸福和快乐吗?于是,到了胡杨这里,励志又成了这样—

  “夏妮,我今天去超市了,你要考不上高中,以后去当收银员,你同班同学都来你这儿买东西!你就努力这几个月了!”

  朱夏妮却逐渐认清了自己的未来,这位写作文爱跑题的中学生,开始思考学习的意义:

  “我们就像一群蚂蚁被冲进海里,未来根本就是迷茫的。高中的名额都被重点班的人包揽了,平行班的人只有第一、第二名能进去。上了高中又能怎样呢?拼死拼活,又是为了什么?”

  2014年寒假,朱夏妮面临一个抉择。要么,做完8张物理试卷,8张化学试卷,8张数学试卷,18张英语试卷,外加6篇文言文,10首古诗,外加罚抄初二下学期所有单词全心全意向中考冲刺;

  左右衡量,她决定选择后者。做出这个决定以后,一家人忽然觉得,松绑了,解脱了。这个假期,是朱夏妮上学以来最幸福的一个假期。尽管有托福的压力,看看美剧,看看英剧,练习听力和口语,那是自己乐意的事情。她的诗集《初二七班》也结集出版了。班上有一些同学团购了这本书,说要当作“初中生活的共同记忆”。

  胡杨恢复了“小升初”战役打响以前的宁和。她说:“人生就一个童年,一个少年,你老的时候问,你的童年怎么过的?就在题海里各种折磨过的?”她不想女儿没有开心,没有快乐,昏天黑地的。

  小说倒是在继续。不过她想重写开头。那个虚构的开头太耸人听闻了。故事里,那个初三女生没有杀死老师,而是继续这样的生活。“明天之后还是明天,我毕业了,新一届又来了。有一点点麻木,一点点光和黑暗。”

  “喜欢你眼镜后的眼睛看我的样子。其实我喜欢语文两节连堂,尤其是下午的课。那时我感到安静。那时我常开小差,看窗外的树,灵感最多了。时间溜走,像冰冷的蛇爬过手边。这本书记录了我那时的痛苦也有快乐。